从两间小屋到中新社：记者爬梳史料追寻国新社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真相被时间的尘埃掩埋，等待一双执着的眼睛去发现。《中国新闻周刊》历史部主任黄卫在追寻国际新闻社的往事时，在碎片化的记忆与纷繁的史料中抽丝剥茧。

　　从“沙丁鱼罐头”般的社址探寻，到《远东通讯》创刊时间的查证，再到黄仁宇笔下“无名英雄”的身影与国新社人重叠，这是一次对新闻史上“沉默的荣耀”的还原，历史的本貌，往往藏在细节的缝隙中。

　　“沙丁鱼”之谜

　　“一间如沙丁鱼一样的睡觉，一间如罗汉殿一样的办公。”听说过国际新闻社（以下简称“国新社”）的人，可能都听过这句描述。但是当我开始写《国新社的桂林往事》时才发现，想搞清这两间房子究竟在哪里，没那么容易。

　　按照范长江在《国新两年》中的说法，他们1938年11月到桂林后，先在旅馆睡地板，以后租了这么两间小房子。1939年冬后，敌机常来空袭，他们又疏散到郊外茅舍中。

抗战时期的范长江

　　我首先假设，这两间小房子，就是老国新社人集体记忆中的环湖北路19号。但是，有一个材料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1939年11月国新社一周年庆时，《救亡日报》记者高汾来访，写了一篇报道《新闻战线的生力军》，说得很清楚：它的社址是在桂林环湖路一所新建楼房里，办公室短期内已由五间扩充为十间，宽大的会客室已洗刷一新准备迎客。

　　这听起来怎么都不像那两间“沙丁鱼”和“罗汉殿”啊。是搬过家了吗？但看遍社友的回忆，都无人提到过有这么一次乔迁之喜，也没有出现过环湖北路19号之外的另一处社址。那是原地扩充了？好像也讲不通，因为高汾明确说是新楼房（还有不止一个社友提到是砖房），黄药眠则回忆最初住的是老木楼。我一度怀疑，会不会范长江指的其实就是最初落脚的旅馆，因为他们租住的客房也正好是两间。但按照这个思路，很多地方也讲不通。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章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没想到，解开这个“沙丁鱼”之谜的钥匙，不经意间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南方办事处秘书许立人的回忆文章中找到了。

　　据她回忆，“青记”在环湖北路19号，那是一座院子分租的三间北房。楼下是办公室，旁边有一个小房间，她来后，办事处主任陈同生就把小房间让给她住，自己搬到阁楼上“和国新社其他男同志住在一起”。晚上有人上楼，楼梯就嘎吱嘎吱响。后来国新社情况好转，另外租了房子，那些人陆续搬走了。她还提到，国新社在环湖北路21号，从“青记”走过去只要几分钟。

　　这就对上了！这间阁楼，正是黄药眠提到的从木梯上去、低的地方伸不直腰的老木楼，也是范长江嘴里像“沙丁鱼”的那间房。至于“罗汉殿”，我猜想，就是三间北房里的一间。

　　所以这就是引起混淆的关键，国新社早期曾搬过一次家，从环湖北路19号搬到21号。而那些年轻人大多是在国新社走上正轨后进来的，并不一定清楚这次搬家。

国新社、“青记”与生活书店部分女工作人员在桂林合影

　　《远东通讯》究竟何时创办

　　比“沙丁鱼难题”更困扰我的，是弄清陈翰笙主编的英文半月刊《远东通讯》的创办时间。如果前者是寻找一份关键材料，后者则涉及到，如何从一堆真假混杂的信息中得出正确结论。

　　在国新社的国际传播网络中，《远东通讯》是一份很重要的刊物。相关资料显示，1939年2月，胡愈之去香港，办理了桂林和香港两个国新社的合并事宜。我一开始不假思索地脑补，刊物就是此时办起来的。

　　我查资料发现，在一篇纪念胡愈之的文章《怀亡友》里，陈翰笙写道，1940年冬，胡愈之从桂林到香港，“亲自到我在罗便臣道的住处来找我”。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胡愈之请他为国新社编写《远东通讯》，而且对于要办一份什么样的刊物已经成竹在胸。

　　作为当事人，他的回忆可谓详实。唯一的问题是，他说时间是1940年冬，这一点对不上。但起初我对这个疑点没有太在意，认为可能是他把时间记混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搞混时间是回忆文章的常态。

　　但说不通的是，《陈翰笙回忆录》里提到，他是1939年5月接到指示，携妻子从美国回香港工作的。我查了一下，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可靠性比较高。那么，是胡愈之到香港的时间被记错了？我又回头细看胡愈之的各种自述和传记。

图为胡愈之

　　胡愈之极其低调，他虽然跟人合写过关于国新社的回忆文章，但对自己在其中所做的工作几乎一字不提，更别说细节了。他还有一个经他人整理的口述，其中简短提到，他1939年2月赴香港，主要处理国新社的事情，短时间就办完了事情，经越南返回桂林。

　　我又寄希望于，胡愈之所述的大致经过是靠谱的，但有没有可能记错了具体月份呢？我搜到了一本旧书，就是他1940年写的《南行杂记》，上面写着：1939年3月17日于越南谅山。这下可以确认，他确实是1939年2月去的香港，跟当年5月回来的陈翰笙绝无可能见面。

　　难不成胡愈之在1939年又去了一趟香港，去罗便臣道拜访了陈翰笙？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后来我突然想到，胡愈之1940年撤离桂林后是经香港去新加坡的，会不会是在这期间？

　　我首先想确定的是，胡愈之究竟是何时到香港的。根据《胡愈之传》大事年表，他1940年6月撤到香港，11月离港，12月就任新加坡《南洋商报》主编。而按照陈翰笙的说法，胡愈之是1940年冬天去访他的。那胡愈之为什么等了好几个月才去呢，我多少还是有些困惑，总觉得还缺个合理解释。

　　我在偶然间发现了答案。关于李洪烈士被活埋这一事件，我再次细读胡愈之的回忆文章。因为我有个体会，材料必须要经过多次消化，再读时，很多此前视而不见的内容，会其义自见，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果然，我发现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胡愈之说，“直到去年秋间，我离开桂林之前”才听到李洪遇害的消息。这篇文章写于1941年8月，发表于《南洋商报》上，其可靠性毋庸置疑。所以，胡愈之是1940年秋后才离开桂林的，不是6月。

　　这就完全讲得通了。情况应该是胡愈之秋天或初冬到香港，不久就去罗便臣道访了陈翰笙。可以推想，《远东通讯》是1940年11月或12月创刊的。也因此，陈翰笙在回忆文章会说，创刊不久，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至此，逻辑终于闭环了。

　　这样的考证在稿子中其实并不会显示出来，但假如随随便便一写，说胡愈之1939年2月去香港时创办了《远东通讯》，且不说《远东通讯》或许至今还在什么地方被收藏着，我朋友圈就有一位陈翰笙研究专家，他可能立刻就会提出反问：陈翰笙1939年2月还没回国，胡愈之怎么就在香港拜访了他？这样一来，整个叙事框架就可能会崩塌，甚至被质疑：写得还这么活灵活现，在编故事吧？现在我至少比较有底气，虽然很可能仍有错漏，但确实是在努力写信史。

　　黄仁宇之惑

　　写这篇稿子，其实最困难的还不在于前面提到的那些考证，而是我迟迟找不到文章落点。

　　所以，发现黄仁宇那篇文章时，真的有天降落点之感。准确地说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的一部分，收录在《范长江与青记》里。问题是，编者给它加的题目较为抽象，就叫《<黄河青山>（节选）》，看不出与国新社有任何联系，所以一开始被我放过了。在写稿的过程中，忘了是因为什么，我鬼使神差打开了这篇文章，这才发现，原来黄仁宇与“青记”和国新社竟有这段渊源。

　　我找到这本回忆录，确认出处无误，又从《范长江与青记》所附1156人的“青记”名单中，找到了黄仁宇的名字。从黄仁宇的回忆中，我至少有两点收获，一是更清楚地看到国新社和“青记”密不可分（我后来在稿子中形容为“一体两面”），二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国新社的影响。

　　从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和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的回忆录中，可以感受到，在这场海内外抗战舆论（尤其是美国民意）争夺战中，他们是自叹败北的。其影响之深，用董显光的话说是“最后变本加厉造成1948年华盛顿袖手不问中国政策的杰作”。从黄仁宇回忆录里，也可见一斑。

　　作为一名从军12载的国军军官，黄仁宇在东北战场上亲历了国共内战。对于这场战争他有许多困惑，学历史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困惑。

　　黄仁宇的字里行间，对陈同生（国新社创始人之一）充满敬意。他说，自己在陈同生身上看到“共产党无名英雄的最佳特质”。他总是微笑，从无怨言，一辈子拒绝镁光灯，牺牲多年，自始至终都是无名英雄。

　　1938年，范长江、陈同生、胡兰畦（从左至右）在武汉“青记”讨论工作

　　不难理解，正是这些亲身经历，使得黄仁宇的思考最终超越个人恩怨和阵营之争，而上溯到中国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所以，国新社人这段艰苦卓绝的创业史，确实是一种“沉默的荣耀”，其影响广阔而深远，不管你是否看见，或认可。由此，我得以将整篇文章收尾了。

1959年，中新社全体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办公楼前合影

　　来源：公众号“庖丁解news”

　　作者：黄卫（《中国新闻周刊》历史部主任）